沈从文的诗：臀部圆弧的波动 把诗人眼睛吸住了 作者：小编    发布时间：2025-08-03

　　

　　沈从文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之初，即尝试多种文类，诗为重要一体。他的第一本书《鸭子》，戏剧、小说、散文、诗，各体杂陈。一九三一年陈梦家编《新月诗选》，选沈从文七首。同时，沈从文极为关注新诗的状况和发展，做新诗批评，尤其是到大学教书后，把新诗研究带进课堂，并且由他的新诗讲义，脱胎出系列的新诗论。三十年代他主编《大公报文艺》，即注重扶持新诗的探索和实践；四十年代后期主编《益世报文学周刊》，对现代诗的推动，格外用力，为开一代新风，实有贡献。一九四九年，深陷危机的沈从文，以三首长诗（其中之一《第二乐章——第三乐章》见下文），来描述从精神崩溃中艰难恢复的深切经验，是为最后的新诗创作。

　　简单地说，沈从文与新诗的关系，是创作者，也是批评家，还是助推的编辑。其中每一个方面，都有值得探讨的空间；这些方面综合起来，成为新诗史上一个丰富的存在，即便是沈从文自己小说和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和长远盛名，也不该遮蔽这个丰富的存在，以及对这个丰富的存在的好奇、兴趣乃至研究。更何况，一个人写作，各体并行，文类之间绝非森然壁垒，其间的关系也大可探寻。

　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，沈从文写作古体诗，这似乎是他找到的唯一还能做的事。他说：“写诗只在百十字中琢磨，头脑负担轻，甚至于有时还可收‘简化头脑’效果。”他写干校生活，写日常见闻，写政治时事，今天读来，会觉得大多不怎么好，特别是其中的时代色彩，有时不免显得刺眼；不过，也正是这些合乎时代形势的诗句，起到了“简化头脑”的效果—顺着潮流说话和表达，头脑的负担就不会过重。那么，从这些诗来看，能不能得出结论说，沈从文被“改造”好了？沈从文放弃自己的思想和表达了？问题还有另外一面，即“简化头脑”的体会，也只有一贯坚持自己的思想和表达形式、头脑负担过重的人，才更能敏感得到。沈从文确实试图“简化”一下自己的头脑，但沈从文还是那个沈从文，要“简化”也不容易。

　　本篇发表于1926年10月29日《文学》第2号，署名沈从文。

　　这首诗为悼念亡友徐志摩而作。写于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空难身亡后不久，但作者生前一直未发表。

　　此篇发表于1932年4月30日《文艺月刊》3卷4号，署名芸芸。后又写入小说《日与夜》（《凤子》的第九章，载1932年6月30日《文艺月刊》第3卷第5—6期）中，个别用词略作改动。

　　本篇发表于1940年1月26日香港《大公报文艺》第775期。署名雍羽。

　　这首诗写于1949年5月，这时作者病情仍较严重，其精神状态，可参看1949年5月30日的日记《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》，见《沈从文全集》第19卷。

　　花径，庐山名迹之一，在仙人洞御碑亭附近，传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此作诗。近经整理成一山上小公园，花木繁蔚，附近且有一人工湖，夏天可供游泳。湖畔建筑如在画图中。来时虽值隆冬，山泉鸣琴，野桃含苞待放，且值晚晴，给人印象甚新且深。晋诗人陶潜，当年尝预庐山高会，作《桃花源记》时，或亦于山中曾见此花此景，有会于心？两人同以诗名，且同好酒喜琴，一则因论武元衡事，遭朝中权要排斥，贬江州作司马。一则逢时乱隐居田园，衣食亦难足。但两人诗歌多比较接近人民，因之人民亦爱之特深。花径有一碑亭，则为久寓庐山数十年近代名诗人陈三立散原老人所立也。

　　本篇作于1975年，另一抄稿曾以《拟咏怀诗有赠》为篇名，作者生前未发表过。

　　《拟咏怀诗之一》是作者从干校回北京后，据《双溪咏》改写的另一作品，除前8句基本与《双溪咏》一致外，标题和内容已大不相同。估计抄于1979年的一份手稿上曾注明写于1975年。